古天一秋拍 | “清玩聚珍” 凌波微步，带着风度翩翩的神光来

古天一拍卖

竹雕西山放鹤图笔筒
清初
H13.6cm;D11.2cm
RMB: 150,000-200,000

竹雕笔筒，通景浮雕西山放鹤图，刻有一位老者及两个童子，人物雕琢细腻，比例协调，开脸喜庆，山石树枝等细节均细致入微，远景近景的处理极为妥当。整器施以高浮雕法，并兼用浅刻、阴刻的手法。刀法娴熟，极富画意。此竹雕笔筒经自然氧化和盘玩，包浆浑厚光润，虽无名款亦不失为一件文房佳器。

“西山放鹤”典故出自苏轼的“放鹤亭记”。原文为：熙宁十年秋，彭城大水。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，水及其半扉。明年春，水落，迁于故居之东，东山之麓。升高而望，得异境焉，作亭于其上。彭城之山，冈岭四合，隐然如大环，独缺其西一面，而山人之亭，适当其缺。春夏之交，草木际天；秋冬雪月，千里一色；风雨晦明之间，俯仰百变。山人有二鹤，甚驯而善飞，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，纵其所如。或立于陂田，或翔于云表；暮则傃东山而归。故名之曰“放鹤亭”。

竹雕洛神图香筒
清代
H20.8cm
RMB: 150,000-200,000

竹雕香筒，中间雕绘主题纹饰洛神图。洛神即宓妃，是中国先秦神话中，黄河之神河伯的配偶，司掌洛河的地方水神。在中古时期宓妃形象得以丰富和发展，逐渐变身为世俗的美人，成为男性文人寄托情感的对象。曹植人神相恋的千古名篇《洛神赋》，确定洛神作为理想女神的文学典故。

洛神姿态优美，亭亭玉立，双手持荷花，脚踏波浪，飘然前行。人物周边镂雕云烟纹，汇于斜上方，形成烟雾缭绕的视觉效果。人物衣饰飘起的方向与云烟飘散的方向一致，显得极为飘逸流畅。

镂雕开光行书诗文“神女亭亭立，相传洛水头。飘然尘世外，罗袂映清流。戊辰夏日，西如制。”书法清秀灵动。作者“西如”待考，从香筒的雕刻风格及老化状况看，当为清初香筒精品。

芙蓉石雕高士像
清早期
H10cm
RMB:100,000-150,000

芙蓉石常与田黄并称，为珍贵的治印和雕刻材料。清咸丰十一年，咸丰皇帝临终前立下诏书，立皇太子载淳为太子，并有八人顾命大臣，赞襄政务；同时规定他御用的“御赏”田黄石印章与“同道堂”芙蓉石印章，作为下达诏谕的凭信，两印须同时加盖方为有效。

这件芙蓉石雕高士像，即以最上等的芙蓉石为材，泛红色，业界称之为“醉芙蓉”，产量稀少。“醉芙蓉”一般都用于寿山人物雕塑上，而常见的白芙蓉多用于雕刻印章。

传统寿山石塑像，题材多为宗教人物，此像特殊处则是稀有罕见的高士像，与参考图玉璇款芙蓉石雕高士像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其材质凝结细腻，色如珊瑚，润美如脂如膏，清雅明丽无比；雕琢尤其显出功力，神态、衣饰的处理，生动形象，极见高明。整体见高贵材料，又见文人逸趣，当属文房名品。

铜错嵌银丝上师像
明晚期
H9.5cm
RMB:280,000-380,000

石叟，天字第一号艺术家。为什么这样说？

在故宫博物院一百多万藏品的序列中，机缘巧合下，故字第一号，正是石叟作品。又有大英博物馆收藏石叟作品，视其为东方最重要的艺术，称其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艺术家。

这件上师像，为石叟所作。众所周知，石叟作品多是观音和文房铜件。《萝窗小牍》上云：石叟，善制嵌银铜器，所作多文人几案间物，精雅绝伦。

传世的石叟塑像，观音像多有，惟石叟上师，可是绝无仅有。此件几近独一无二者。

此像显系为藏传佛教上师。其神态卓然，面庞丰腴，双目明眸，眼睑低垂，目光下敛，神情娴雅端庄，和睦慈祥。身披袈裟，圆肩修身，衣纹简明，层层折迭，流畅自然；互交二足，结跏趺坐。视之上善若水，圆满盈盈。

石叟观音易得，而石叟上师难求。作为至稀罕的石叟题材，此件作品的重要性可谓了然于目。

石叟，明晚期最为著名的冶炼专家和艺术雕塑大师。他继承了传统的铸铜工艺，熟练掌握铜嵌银丝工艺，善制嵌银铜器，使铜器制作艺术焕发光彩。石叟作品的紫铜冶炼技术世界一绝。明宣德炉用的是暹罗国（现泰国）进贡的风磨铜，经过十二炼后没有一点杂质。石叟完全继承了风磨铜冶炼方法，这是世界范围的冶炼技术进步，也是石叟作品的奥秘所在。石叟所制铜器无不温润而有光彩。其次，石叟作品造型美观。他的作品吸收了工艺品的诸多优点，构思巧妙，独具匠心，自然流畅，给人一种美的感觉和无限的遐想。

铁错金银博古方壶
明代
H12.7cm
RMB:120,000-160,000

造型古拙，尤比商周；技艺之美，直追战汉。整体错金银装饰。错金银工艺，制作难度极大，工艺要求极精准。此件器物，线条流畅，丝条精细一致，且图案纹饰繁密，走线精度准确，镶嵌平整，对丝无痕，制作难度可想而知。

博古方壶，厚实端庄，庄严中透出韵美，反映着古代工艺美术典雅的审美情趣。可观赏，可收藏，自是一件极佳的古代艺术品。其威严般的存在，又具有赏心悦目的观感，其大气磅礴的样式，以及出身不凡的错金银工艺，当是古代长物中的优等生。

铜冲耳四足方炉
明代
16.5×20×13cm
重：2930克
RMB:160,000-200,000
出版：《金玉青烟：杨炳珍先生珍藏明清铜炉》P267，国立历史博物馆，1996年

形制大气，有《宣和博古图》、《考古图》等典籍里的器形风规。炉身造型，方正规制，器口呈长方形，束腰，折肩，鼓腹，下有四足。整体观之，庄严隽雅，威严感十足。炉底有款，为：大明宣德年制。

此件宣德炉，以精铜精制而成，其形制规整，敦厚之中不失精致之美；通体光素，显出铜质的精良美质；入手沉甸，当有十二炼之精纯。正可追忆彼时明宣宗与工匠的对话。宣宗询铸工：铜几炼始精？工对以六火，则珠光宝色现。宣宗命炼十二火条之，复用赤火熔条于钢铁筛格上，取其极清先滴下者为炉，存格上者制他器。

此炉之妙，澹澹穆穆，大中至正，或出自于明宣宗本朝。

白玉螭龙钮方章
清代
H2.5cm;2.5×2.5cm
RMB: 40,000-60,000

玉印
清代
H1.8cm;1.8×1.8cm
RMB: 60,000-90,000

汉代风格。白玉印，为典型的汉代覆斗印，形制方正，顶上有方形短钮。此印造型古朴典雅，打磨细致，石理精坚，简洁素雅，稳重敦实，落落大方，周身洒满红沁，更显古雅。印文为“高占坤”，属于私人用印。

汉代玉印印钮多作覆斗形，也有少量桥形钮或螭虎钮。钮下钻横孔，以绶带悬于腰间。由于玉质坚硬难刻，汉印中没有镌刻文字的，也不在少数。此汉印为原刻印文，品相完好，存世相对稀少。

白玉提油高士
金代
H7.5cm
RMB: 20,000-40,000
来源：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

宋代风格。其形制灵动，以形传神，形神兼备的境地令人击节赞叹。明代的高濂就说：“自唐宋以下所制，种种玩物，碾法如刻，工致极矣，尽矣。宋工制玉，发古之巧，形后之拙，无奈宋人焉。”此玉兼具厚拙与灵动之美，其玉质温润，油润无比；刻画古意十足，当是宋代写意派的范式之作。

参见：南宋梁楷泼墨仙人图台北故宫藏

白玉高士整体以黑皮籽料雕琢，圆雕高士形象，上穿象鼻眼：刻工以较为抽象的手法刻画出高士的造型，注重整体轮廓的塑造，细节隐约可见。虽然细节不清，但通过刻工准确的形体塑造，还是能感受到所要传达的意象。高士呈站立状，宽袍大袖，双手于胸前持玉圭，形体浑圆，为一件极具韵意的抽象玉雕作品，其意态如宋画在前。

黄玉琮
清代
H2.6cm;4×4cm
RMB: 110,000-150,000

西周风格。黄玉琮，局部留有皮色，另有沁色，呈扁矮方柱状，为单节玉琮的典型形态，内圆外方。玉琮外侧四壁裁切平整，而内圆掏膛部分打磨圆润，上下均凸起圆形的边圈。器表打磨光泽规整，边角端正，轮廓分明，呈色柔美。

“琮”见于《周礼》等古籍。其形以《周礼•考工记•玉人》所释：“大琮十有二寸，射四寸，厚寸”。《白虎通•文质篇》曰：“圆中牙身玄外曰琮”。郑玄补注《周礼》时说：“琮，八方象地”。

白玉荷叶莲花洗
清代
L11.5cm
RMB: 30,000-50,000

白玉罗汉山子
清中期
H8cm
RMB: 60,000-80,000

青白玉质，局部留有浆皮，圆雕罗汉山子，原配紫檀底座。高浮雕罗汉坐于山石洞中，罗汉盘腿而坐，双手合十，面容祥和。山石以大刀剜刻出“山石皴”的效果，层层叠叠，陡峭凌厉。此玉山子雕工题材具有清中期宫廷玉雕风格。罗汉于山洞中禅定修禅，面前置有经书，应为十六应真中的罗汉形象。

十六应真题材作品在绘画艺术中亦有表现，例如北宋李公麟画作《十六应真图》，描绘的正是十六位罗汉在传法和生活的情景。《十六应真图》画面上的十六位罗汉形态逼真，各具神采，他们有的经禅祐坐，有的净发挑耳，憨态可掬的笑容，怡然自得的神态，整幅画面宁静祥和，罗汉自在超然的气质神韵跃然纸上。此玉罗汉山子尺寸虽不大，但通过刻工对场景的准确把握，成功塑造出深邃幽静的禅修意境。

白玉太狮少狮纸镇
清中期
L8cm
RMB:80,000-120,000

雕琢之精美，无以复加，质感如婴儿皮肤般清润肌泽。其艺术魅力的精巧，具有丰富的艺术变化，具有一种凝聚而富于张力的表现，美妙无比。太少狮的涵义，寄喻唯美，象征官禄之绵长，亦含子嗣昌盛之意，体现作品的文化品位与审美格调。

其质地润美，莹泽细腻，质若凝脂。狮子刻画均势美观，古拙异常。雕琢曲直深浅，运转自如，矩度细致，令狮子显出煜煜神采。大吉的寓意，具有神气的溢蕴；整体造型雄浑又不失华美，不失为陈设及文房器用中的极佳物。

白玉镂雕穿花龙纹大帽顶
元代
H6.2cm
RMB: 250,000-300,000

白玉质，细腻温润有光泽，透雕穿花龙纹帽顶，为元代典型的透雕、深雕手法。祥龙穿梭于花丛之中，龙首居顶，龙身环绕于牡丹花丛之中，缠枝花叶错综盘杂。花丛采用深打洼工艺，使花茎、叶面、花朵更显立体感。此器集立体圆雕、透雕、平雕于一体，工艺细腻，镂雕精美，刀法利落，周身立面高地不平，参差不齐，抓握有扎手之感。帽顶以龙纹为表现题材，雕工细致精湛，实为元代贵族级别的实用器。明以后，随着人们头顶多用束发之冠而不再用帽，于是把许多元代旧帽顶改为炉顶使用。